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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命之树常青

2004-02-07 16:07:00 来源:博览群书 王春瑜  我有话说

《虎坊桥随笔》

肖黎先生在电话中告诉我,他将其散文集取名《虎坊桥随笔》,我当然明白,他在虎坊桥畔的《光明日报》社已工作了二十多年,在这里编报纸,做学问,写文章,现在将散文集结,想起虎坊桥,可谓水到渠成,宜也。不过,由虎坊桥,使我联想起虎的种种成语来。其中我以

为最耐人寻味的是“虎头蛇尾”。然而,这句成语与肖黎兄是毫不沾边的,这也正是他的难能可贵处。

就以友谊而论。古往今来,有的人未阔脸就变,有的人一阔脸更变,多了?我第一次见肖黎,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他在《光明日报》史学版当编辑,约我去看文章校样,感到他诚恳、认真。后来他当了史学组组长、理论部负责人,在史学界影响日大,我则始终是个普通学者,而老肖与我的友谊却“与时俱进”,看了我写的《我的史学观》,述及“文革”中当“另类”的遭遇,他竟难过得掉下眼泪。他是研究《史记》的专家,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,也有精品。但他一直坚持文史结合,写评论、随笔、散文,二十多年来,不管多忙,从未间断。读了他的这本散文集,便可清楚地看到这一点。

老肖也已年过花甲,但笔下依然虎虎生气。愿其虎气长存!

《文化屐痕》

人生至老苦怀旧,而我大概是特没出息,中年时就已写了好几篇怀儿时、怀同窗、怀老师的文章,以至我儿子看了不以为然,说我还没老,就这样怀旧?其实,特别怀旧,并一而再再而三形诸笔端者,我看至少也是重感情、重友谊的人。何镇邦教授正是这样的人。

镇邦是我的复旦同窗,虽然我读的是历史,他读的是中文。本来文史难分家,何况一度我们同住一幢楼,彼此面孔是熟悉的。他比我低一届,后因贵体不振,休学静养一年,跟时下名气不小的杂文家陈四益同班了。复旦中文系虽名人辈出,镇邦作为文学评论家,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已名声鹊起,后又当了数年“鲁迅文学院”的掌门人,毕淑敏、莫言、刘震云、迟子建等皆其弟子,真是桃李满天下,走到哪儿都能在文学界呼风唤雨的。当然,复旦中文系也有特殊名人,我有次跟镇邦说“令师妹卫慧”,他不禁呵呵大笑。镇邦访问美国,作学术报告时,有记者专门提问卫慧及其作品,他很客观地做了回答,但却不敢以大师兄自居,似乎不够仗义。不过,镇邦对我辈朋友,是绝对仗义的,如有捞点儿外快的机会,肯定忘不了咱们几个“基干民兵”,柳萌兄就跟我说过:“镇邦仗义,对朋友没的说?”文如其人,我读他的散文,更偏爱他的怀旧、写友人的作品。他是性情中人,而且不管遇到多大困难,谈笑风生依旧。这容易吗?俗语说,“快成精了?”

《天钥又一年》

最近与张克非先生一起,专程去上海,分别探望王元化、何满子、贾植芳三位老先生。三位的道德、文章,皆名重当地,元化先生更是学贯中西,一代鸿儒。快两年没有见到满子先生了。上一次是他偕夫人去天津小住,由《今晚报》杂文版的掌门人张金丰陪同来京,去探望何老夫人的老同学。杂文家朱铁志闻讯,约我、牧惠等聚餐,为何老洗尘。入席后,何老笑嘻嘻地说:“这次我是公主陪小姐,出来玩玩的。”举座哄堂大笑,需知何老已年过八十,比当年他的大同乡刚庆祝过七十九岁大寿的“九斤老太”还要大近三岁呐。睿智生幽默。好几年前,好像是牧惠告我,何老在连云港花果山附近的宾馆里度假,一个星期,居然连写了十八篇文章讨伐某老,而且后来都发表了。虽然,愚蠢如我,窃以为“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”,何不掉转枪口,对准“皇天胡不仁”?但我惊异何老的写作速度,若非真正文思泉涌,“一日万言倚马可待”,绝对做不到。这次在沪,我当面向他核实此事,他证明传言非虚。就此读者就能明白,为什么他的杂文成果那样丰硕,而且对中国古典文学,尤为小说史的研究,也成就骄人了。

《冷石斋沉思录》

吴江同志是位理论家,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就加入共产党并参加工作。我知其大名,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,当时正负

复旦大学历史系,那时在书店里就看到他的理论著作,我一是口袋里没钱,二是缺乏哲学头脑,故并不知他的书里究竟写了些什么。但是,在报刊杂志上,常读到他的文章,留下说理透彻、文字洗炼的印象。

这些年来,吴江同志不仅继续致力于理论的思考和研究,同时还写了不少文史随笔,熔思想、文化于一炉,令包括笔者在内的写随笔者刮目相看。自1994年至今,他一共出版了九本书,以其八十多岁的高龄,做到这一点已不太易了;何况这个时期他在重新研究马克思学说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自由、科学精神,更非昔日可比。特别要提一下,收在这个集子中的他那篇拜谒耀邦墓后写的散文,感慨自有声势,而又不失深沉婉约,我看就有资格选入《今文观止》。我正考虑尝试编这样一本书,不知能如愿否?

吴江同志平易近人,为人宽厚;至今仍耳聪目明,步履轻快,著书不辍。这就是“仁者寿”?

《庙门灯火时》

大前年春天,我在拙著《老牛堂札记》的“后记”中说:我自1977年春天以来,写了不少读史札记,大约已近百万字。其中的很大部分,是以杂文面貌出现的。这些文章分散在海内外的报刊上,以及我已出版的十几本书中。近年来,我很想将这些读史札记“化零为整”,专出一部大书,恰好广东人民出版社来电为“手记、札记”丛书约稿,于是一拍即合。但限于篇幅,只能编选一部分。好在还有若干我自认为值得看看的文章,打算有机会时再编入某个丛书中,“请看下回分解”吧――岁月匆匆,两年多过去了?我舞文弄墨,写书编书,直到近日,才腾出手来,编出这本《庙门灯火时》,塞进《常青藤文丛》中。

说到“塞”字,真有点不好意思。因为这套文丛,正是由我主编的――或者用邵燕祥兄的戏言来说,是由我当“穴头”的,似乎有“瓜菜代”之嫌。好在关键是文章的质量。我不敢说我的文章好,但我敢说每篇文章的写作,都是严肃认真的。

喜新厌旧,人之常情,我亦不例外。故本书除了选编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至2001年已出版的旧文外,特地编入去年至今几十篇已刊和待刊的文章。原则上,凡发表时被报刊无端删削的文字,这次选编时,都补上,或直接用原稿排印。

我愿藉此机会,向热心出版这套文丛的兰州大学出版社致谢。他们的谦谦君子之风,使我以及我的文坛好友,看到了在商品经济大潮裹挟下,出版之希望所在。


(“常青藤文丛”共5册:《虎坊桥随笔》,肖黎著;《文化屐痕》,何镇邦著;《天钥又一年》,张克非著;《冷石斋沉思录》,吴江著;《庙门灯火时》,王春瑜著,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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